是垃圾还是死了？  张颐武：文学的焦虑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①

张颐武

2007年07月09日18:3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张颐武近影

　　

　　最近，对于"文学"在中国当下文化中的位置有诸多的议论，在网络中有关于文学是否死了的论战，而德国学者顾彬关于"垃圾"的议论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切。各种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其实凸显了大家对于"文学"的巨大的焦虑。

　　文学究竟怎么了？这个问题突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

　　从当下的现状来看，文学正在迅速地发生着相当巨大的变化。文学的形态和文学的发展方向都有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新时期”建构的文学运作的方式，经过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在新世纪已经呈现了新的格局，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最近在深入讨论的“新世纪文学”的新的分期概念正是对于这些新的发展的回应。其实这些讨论远比在网络上和一些学者的即兴发言来得深入，但由于局限在文学界之内而没有受到公众的关注。其实文学有新的格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这种新的格局当然让我们熟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运作的方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转变，这些发展和转变其实都显示了中国当下文学的新的面貌。

　　这里曾经引起争议所谓“文学死了”的表述，当然不可能是文学不存在了的陈述，这样的表述也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提法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认为：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文学的“新时期”以来的形态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延续了。我们习惯的文学形态已经消失。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当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必然冲击和改变了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有两个方向：首先，在二十世纪中，文学所激发的阅读的热情和想象力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它主导了文化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功能。人们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获得一种对于社会的理解。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学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文化中心了。文学所引起的关注和阅读热情已经有了削弱。当年“新文学”的宏大的叙事一直是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但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进程和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文学已经无法再继续承担过去的角色。苦难和悲情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文化的重要的基调，文学想象的“个人化”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关注民生和社会仍然是文学的重要的方面，但显然新的趋向已经开始呈现。这样的情况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显露，到了新世纪就已经完成了文学的转型。其次，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各种新的文化类型的冲击也异常剧烈。视听等多媒体文化的高速发展，对于文学构成的冲击也非常剧烈，阅读作为主要的文化生活的地位有所下降。文学的审美功能也被其他媒介所替代。写作仍然非常繁荣，但其影响力的下降则是明显的事实。

　　因此，所谓“文学死了”的争议和有关顾彬的“垃圾”说的并不确切的报道其实正是当下文学状况的一种投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文学性质和功能方面呈现的新状态和我们习惯的对于文学的理解之间的深刻的距离感，也反映出公众对于当下文学缺少把握的焦虑感。其实文学不可能消失，而只是在新的环境下进行难以避免的调整。文学不死，但变了样子，文学绝不都是垃圾，但却和过去大不相同。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需要对于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调整有深入的理解。

　　这种调整有几个方向值得注意：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出版机制对于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文学期刊的急剧衰落，中短篇小说的影响力已经快速下降。现在我们讨论文学，实际上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的。这正是与出版机制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无论是“纯文学”还是流行的通俗小说，都是以“书”的方式运作的。它的读者群的大小不同，但都能找到自己相对稳定的阅读空间，形成相对稳定的潮流和影响力。无论是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还是韩寒、郭敬明，虽然其读者对象大不相同，风格和文化选择也有极大差异，但其通过一种稳定的图书出版的机制运作的结构则并无不同。这里一是依赖一种畅销书运作的方式运作，二是通过一种“小众化”的方式运作，都可以找到自己稳定的读者。

　　其次，作家的“职业化”进程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这是作家面对市场化的的结果。现在成熟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虽然仍然在“专业作家”的结构中，但已经显示出职业化的特点。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都是平均一两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其写作基本按照相对“小众”的文学阅读市场的运作安排，也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一贯特色。这已经非常接近西方作家的写作方式。而所谓“八〇后”作家的写作更是按照这一市场方式运作的，他们没有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其市场导向更加明显。

　　第三，“八〇后”作家的写作和出版几乎都以自己的同龄人作为读者，表现青春的苦闷和反叛以及玄幻的想象为基本的主题。他们有更加“职业化”的倾向，也更加脱离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重负。其写作往往也借助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加以传播。他们在传统的“文学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但已经变成文学市场的主力，构成了和“文学界”平行发展和运作的力量。文学阅读的风气和潮流往往由青少年主导，其走向几乎并不依靠传统的文学运作机制。他们的注重自我，关切环保等人类普遍价值，更加敢于消费的倾向都对于文学的结构性变化有极大的影响。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和运作机制都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所以引发诸多的焦虑是并不奇怪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变化，做出新的阐释和理解。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 当代文学到底缺什么？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②

雷达

2007年07月12日08:0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雷达近影

　　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

　　我不断遇到有人向我提问：长篇小说既然以每年千部左右的数量面世，那么自９０年代以来至今快接近万部的小说里，究竟有多少部能经得起长久的阅读？有哪些书你本人是在情不自禁地看第二遍，第三遍？对此，我常常陷入举证难的尴尬。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书本”或“作品”的定义似已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也已严重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原先的“书”是神圣的，要代代相传，作者需要十年磨一剑之功力，力求打造出货真价实的东西。然而，现在的书，更换率和淘汰率急剧加快，往往变成了一次性的、快餐性的物品――由于成了商品，消费性和实用性就占了上风。大凡商品，都有一个突出特性，那就是喜新厌旧，追逐时髦，吸引眼球，用完即扔，于是文学也就不能不在媚俗、悬疑、惊悚，剌激、逗乐、好看上大做功夫，这样，也就不可能不以牺牲其深度为代价。

　　我发现，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得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一个作家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一定数量的产品频频问世，就可能很快被遗忘，于是焦虑感压迫着作家，不少人只有拼命地写，对作家自身资源的耗损极大。另一个大矛盾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这一矛盾更加要命。一个作家如果１０年、２０年才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这时代的文化商品的节奏。现在很多作家身陷于两大矛盾之中，精神焦虑，甚至虚脱。不少作家的“库存”因为透支而被掏空了，耗尽了，不但生活积累，语言积累，连知识积累也越来越贫乏。没有时间充电、读书，也没有时间沉到生活深处，甚至都没有时间好好地“生活”，于是只能变着法儿闭门造车，抓住一点东西就尽力注水，膨化，稀释，书一出来又希求叫好，以支撑门面。

　　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与之相联系的，有一个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市场是通过读者起调解作用的。最值得肯定的态度还是把读者当对手――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你得千方百计地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征服对手，你要提供出使你的对手意想不到的更多新东西，你会因对手的矜持而激起真正的创作欲望和独创能力。这才是最大程度的尊重读者，也最有益于大作品的产生。可惜的是，今天逢迎读者和消解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而具有“深度”、“本质”和原创性的征服性写作比较罕见，这导致了创新精神的失落。

　　急需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中国小说精神缺钙的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道德失范，铜臭泛滥，以致人文精神滑坡，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消费、烦、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然不是全部），中国当下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我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其“最缺少”其次表现在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写作，官场文学以及工业改制小说等等，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

　　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彰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其实，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比如《红楼梦》，它绝望，悲悼，甚至虚无，但它的内里却始终燃烧着美丽人性和青春浪漫的巨大光焰，从来就云空未必空。而在我们这里，不少作家把负面的国民性（奴性，麻木，欺骗，虚伪等）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只能说明精神资源的薄弱。事实上，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

　　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对生活的整体性把握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７０”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的是人的灵魂问题，有人心的深刻忏悔，有法律的审判、道德的审判和灵魂的审判。

　　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当然有的写得很好，比如池莉的《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我们很难从里面看出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其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这里还是有个“度”和分寸感的问题，这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不是说生活中的灰暗，污浊不可以写，而是说，有的作家作品只有写灰暗污浊腐败的能力，没有审视，思辨，取舍，提升以及使正确的审察植入作品血脉之中的精神能力。

　　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是对畸形复制能力的遏制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大量注水或千书一面，用几个模式可以一言道尽的，比比皆是。这已经导致了当前文学中数量与质量比的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些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复制浪头”，一个时段什么故事吃香，什么题材耸人，这类作品像事前商量的一样，连袂而出，而且发行业绩出奇的好；而命意独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流行总是压倒独创。不少名家，渐渐形成万变不离其宗的结构“秘方”，把几种他最熟络的审美元素拿来调制一番，就能调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其实他永远在写着同一部作品。

　　一般来说，作家一生创作都有自我重复的影子，即使有的大作家，自我“重复”的特征也很明显。可是，问题不在重复，而在于精神探寻的递进性，由递进而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原创性，杰出作家往往以其思想魄力能实现这种跨越，而许多作家的精神探寻则缺乏这种“精神的递进性”，故其创作不是高层次的原创，形而下的批判远远大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我谈了四个“最缺少”，使用“最”字，无非是突出其严重性，紧迫性，以引起注意，引起讨论。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


出处：人民网
标签：文化评论，中国当代文学

白  烨：当代文学在发展，在进取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③

白  烨

2007年07月16日08:0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白烨近影

　　如果要笼统地答问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成就大于不足还是不足大于成就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成就当然大于不足。文学是历史性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文学因为环境、背景的不同，很难作简单的类比。总体来看，当代文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进取之中，而在一些具体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呈现一种螺旋上升趋势。择其要者而言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实绩显而易见，也值得重视。

　　第一，新的创作群体不断涌现，文学创作态势空前活跃。

　　跟过去相比，这些年文学的最大变化，是走出了过去的单一体式，一统格局，表现出少有的多样状态和多元格局。在作协、文联的体制之外，有不少的体制外的作者涌现出来，有的还成为职业的和半职业的作家；在传统的纸质写作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写手，他们借助于网络平台施展才力，拥有着众多的文学读者。现在，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出生的王蒙、张洁，到８０年代出生的张悦然、郭敬明，大约有６代人在同时写作，称得上是“六世同堂”。而这些作家，因为角度的不同、旨趣的有别，在创作中表现得千差万别，互不相同，这实际上又以各有千秋的个性写作，构成了整体的丰富繁盛与姹紫嫣红。就体制内和职业化的作家队伍而言，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地域文化写作在逐步凸显，边缘地带作家在进而崛起。前者如许多作家潜心于乡土现实的写作，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性群落，较有影响的如江苏的苏南作家群，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宁夏的西海固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达州作家群，等等。后者如一些在所处地域和文学地位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新疆、甘肃、云南、宁夏等地的作家，在这些年长足崛起，成为文学创作中势头强劲的生力军，如新疆的董立勃，甘肃的雪漠，云南的范稳，宁夏的郭文斌，张文东等。这种地域与边缘的后来居上，是在过去时期比较少见的，因而成为当下文坛的显著亮色。

　　第二，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在攀升，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尤为突出。

　　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从外观上看，似乎缺少一些应有的热点与看点。其实整体的创作一直在稳步发展，而这种真切又扎实的实绩，常常被媒体的娱乐化报道所遮蔽，所忽视。在纪实文学方面，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继续以其大胆揭露时弊的锋芒，切近着社会和读者，而其中的传记文学部分，以由人的命运探悉历史命运的深度与力度，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突破；在散文、随笔方面，历史文化角度的大散文蓬勃发展，而在此之外，写自然变化、环境问题的生态散文也渐成气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度一蹶不振的诗歌写作，也以“网络诗歌”和“打工诗歌”的方式，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长篇小说的发展最为快速，也最为突出。自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一直保持着年产１０００部左右的数量，而在质量上，也表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前年，长篇小说在写乡土现实方面，有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毕飞宇的《平原》，在以“小人物”表现大社会方面，有余华的《兄弟》，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在写动物文化方面，则有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这些作品作为不同题材与写法的代表，标志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切实发展。去年，仅出自名家之手又可圈可点的长篇新作，即有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范稳的《悲悯大地》，刘庆邦的《红煤》，苏童的《碧奴》，邓刚的《山狼海贼》，马丽华的《如意高地》，等等。另外，还有属于新人力作一类的都梁的《狼烟北平》等等。这样一个每年约十数部佳作力构的比率，加上前些年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之作的积累，应该说，长篇小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与艺术水准。在去年于浙江乌镇召开的茅盾文学奖座谈会上，与会者谈到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时，有不少人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就其题旨的浑厚与艺术的求新而言，不仅超过了当代的“十七年”时期，而且也超过了现代时期的三十年。我是这一论点的坚决主张者，因为这已是由作品本身证明了的文学事实。

　　第三，当代文学在坚守与发展之中，以自身的作用与影响，成为变化着的当代文坛的旗帜与主轴。

　　这些年，文坛不断在扩大，文学不断在泛化，这既使得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了影响，又使得传统文学的地位得到了凸显。也就是说，它由文坛的全部成为了文坛的一部分，但却是具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和起着引领作用的主干部分。事实上，在网络文学的兴起过程中，传统文学一直在扮演着引领的作用，这既表现在网络文学的评选与评奖，一般都由传统文学的作家、评论家主要参与和主导，带入了传统文学的观念与尺度，还在于各地的作协、文联注重网络文学新人的联络与培养，把他们作为文学写作的后备力量之一。而最为明显的，是在影视创作的发展中，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有影响的“大片”巨制，一般都是由合适的小说作品改编，并由著名作家操刀编剧；而近些年影响甚大的历史与现实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也往往是一些作家或根据自己的作品改编，或专门写作电视剧剧本，从而形成了稳定的观众群体和良好的收视效果，如邹静之、王朔、海岩、池莉、万方等；人们都感到近年来的电视剧好看了，有品位了，而这背后是因为作家们的介入使其文学的含量提升了；这种情形在音乐作品、戏剧作品中，都有许多相似的具体表现，只是人们没有去刻意关注罢了。在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之中，小说是文学的主干，而文学又是艺术的基点，这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当然，当代文学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些不足又跟它所处的环境与时代密切相关。自九十年代之后，经济的市场化，信息的科技化，文化的大众化，传媒的娱乐化，都逐步地兴起与兴盛起来，它们作为文学的环境氛围，自然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文学，而文学面临这样的新异事物的冲击与挑战，也有一个认识与对应的过程。因此，文学中出现的问题，既有自身的原因，更有非自身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主要有：１，文学与文坛在“一分为三”后，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文学，与以市场运作为主体的文学出版，尤其是与以网络为平台的网络写作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良性的互动，彼此分离又分立；２，因为商品化、市场化的影响，重名利，讲实惠的风习对于作家写作构成了干扰，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心浮气躁，很难甘于寂寞；３，一些文学新人面临着复杂的选择与更多的诱惑，这给他们的健康成长增加了困扰，使得他们的文学进步增大了难度。

　　总体来看，当下的文学与文坛充满了一种过渡性的特征，但在艰难中生存，在坎坷中前行，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顾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中，有两条带有普泛性的意见，一是认为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二是说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第一条我认为很不准确，他可能指的是那种极端的个人化写作，这在当代文学中非属主流，没有普遍的代表性。在我看来，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恰恰是中国作家卓有的共性与长处，这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纪实类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第二条意见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许多作家在形成独有的语言风格上努力不够，问题较多，确实需要语言的意识的增强和语言艺术的历练。但我并不认同他的有关中国作家普遍不懂外语的指责，这不能看作是文学语言上的重大障碍，这应该属于有则当然更好，无则也无所谓的问题。

　　有人常常拿现在的文学缺乏大师来鄙薄当下文坛，这实在是一种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看法与做法。什么是大师，谁人够大师，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师的称谓，往往是后来的人们对之前的作家的一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对于尚且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作家，说谁是公认的大师，显然为时尚早，也难看得清楚。但有大师相的作家，应该就在他们之中。用我的标准来看，有这种气象的作家，确实不乏其人，比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阿来、李锐；比如王安忆、铁凝……他们已有的作品已进入了“经典”的行列，他们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之中。对于他们，人们理应抱以更高、更大的期待，包括“大师”在内。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出处：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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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畅销 当下文学边缘化的症结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④

云  德

2007年07月23日10:2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近影

　　尽管有许多作家在创作上煞费苦心、惨淡经营，尽管有许多读者一如既往地痴情专注于文学，尽管也有许多文学作品确比过去更细腻更精致，但都依然挡不住文学边缘化的脚步。面对这种状况，强调外因者多，解剖自身者寡，或归咎于文学的生存环境，或怪罪各类大众传媒的激烈竞争，或责备读者群体的文化素质，这当然也是客观存在，但细究文学与大众疏离的内在动因，同样值得人们为之深思。

　　一是关注现实生活热情的降温

　　新时期文学追踪社会热点，反馈民众的意愿与心声，在赚取读者的感动与泪水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学的繁荣。文学对生活的热情得到了人民大众最直接的回报，其热情之高几乎让读者忘掉了对艺术性的严格要求，这种热情甚至超出了文学鉴赏本身。虽然当时文学思潮的形成确有许多特殊的社会政治因素，但文学创作与大众文化渴望的对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文学却未能保持既有优势，一些关注现实的作家争抢时髦题材，不讲艺术雕琢，跑马占荒，粗放经营，结果读者不再买账。而另一些所谓讲究艺术者却不关注现实，或寻古觅宗，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或陶醉自我，不是恩怨情仇，就是杯水风波；或被偏执驱遣，不是愤世嫉俗，就是胡涂乱抹；或受金钱诱惑，不是追腥逐臭，就是自我作践。远离生活的自说自话者，既没找到距离美，更未赢得大众的热情回应；曲意迎合恶俗者，制造的更是一堆文化垃圾。文学就这样在矫饰和逃避生活的过程中逐渐作茧自缚，也逐渐被大众所遗忘。

　　二是文学社会责任感的淡漠

　　文学要面向大众，理应承载认知教化、陶冶心灵的功能，这不单是社会对文学的外在要求，而且也是文学内在的规律性体现。剖析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除了在艺术方面的独特造诣之外，关注人生、关心民瘼、关怀人类的生存境遇，张扬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同样是它们相影随形的蕴含与潜质。而那些心中只有自我，眼里只有钞票的文学写手们，缺乏对大众的同情心、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缺乏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人文关怀，无论是以貌似清高孤傲的贵族派头，是以目空一切的雅皮士作风，还是以毫无自尊的皮肤写作，都不能掩饰其内在的空虚与浅薄，这样的作品轻飘得单薄得经不起琢磨，耐不住推敲，当然更不能引发人们心灵的共鸣，其结果只能导致文学的陷落。

　　三是文学想象力的普遍匮乏

　　文学源于生活又不是生活的简单复制，其高于生活的能动的第二自然的创造，靠的就是艺术的想象力。丰厚的积累、神奇的想象和完美的表达，奠定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的创造性劳动的地位。想象力是作家文学素养和精神深度的集中体现，是艺术超乎平庸具备强大诗性力量和文化品格的重要保障。艺术想象力是艺术家与写手之间的分水岭、试金石。大量的毫无想象力的写手们，只热衷于琐屑的生活小事，沉湎于个人的小感觉，玩味于一己的小聪明，他们不可能让人领略到石破天惊的艺术创造的风采，不能给人振聋发聩的艺术震撼，只会让读者十次百次千次地重复着看腻了的雷同的故事、庸常的主题、偏平的人物和乏味的语言。而如果没有了审美的新奇和兴奋，人们怎么还会有欲罢不能的阅读诱惑，文学当然也不会再有那种神奇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是文学中文化含量的稀薄

　　凭着特殊生活阅历和某些天质聪明去投身文学，或许也能获取一时的成功。但艺术创造是最容不得吃老本的职业。作家创作拼到最后，最终分出优劣高下的杀手锏即是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的富有，是一种从骨子里放射出来的书卷气，是文学大家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没有坚实的积累，没有开阔的视野，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即使你有足够的聪明和小灵气，有足够的人脉和操作手段，靠侥幸、走捷径，是永远成不了大作家的。文化修养的欠缺和文化根底的肤浅加上创作心态普遍的浮躁，是当下文学缺少宏大气象的最为本质的动因。因为深刻的思想蕴含和沉甸甸的艺术分量，不会来自浅薄的重复与摹仿，也不会来自异想天开的胡思乱想，它们一定是积累、才气和文化功底相结合的产物。

　　五是盲目地追求畅销

　　创作心态的普遍浮躁和对于利益的无节制贪欲，导致了文学的批量化生产和快餐式经营。某些人或搜奇猎异，故弄玄虚，搞一些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与案例招徕看客；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那些似是而非的传闻和猜测渲染得煞有介事；或哗众取宠，招摇撞骗，不时弄点笔墨官司，来点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恶意炒作自己；或声色犬马，追腥逐臭，靠各种隐私、黑幕和丑闻之类的“猛料”来满足某些人的窥阴癖；或邯郸学步，人云亦云，看苗头、辨风向，什么火爆来什么，专门为地摊批量生产一哄而起的文化垃圾。我们无意于反对畅销，如果畅销的是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且可读耐读极富吸引力的文学作品，我们理应为之欢呼雀跃。然而它们若是建筑在无聊的噱头、肮脏的黑幕、感官的刺激和恶俗的流行之上的话，那么，其销亦畅，其朽亦速，到头来，只能是一堆短命的文化泡沫。畅销只能表示当前，长销方可代表永远。只有经过时间淘洗，经受历史的检验，能够传之久远，让子孙后代去追寻去消费的文学读物，才能算真正的艺术精品，才能在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

　　文学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只有把“当代”与“千秋”的“功”与“利”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功德圆满”。当代文学需要生活的养分，需要使命的导引，需要文化的锤炼和才气的浇灌，更需要摈弃种种世俗的干扰与诱惑，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至高点上去把握潮流、体验人生、品味艰辛、升华主题，传承五千年的遗脉，肩负起继往开来的期望，找准文学与时代进步与人民需求的契合点，向着为民族文化复兴添砖加瓦的既定目标百折不挠地去开拓、去奋斗当下文学才有望走出边缘化的阴霾。

　　优胜劣汰

　　朱根华　　画并诗

　　你跳你的舞，

　　他画他的图。

　　文坛争斗热，

　　各派用功夫。

　　褒贬声不一，

　　喜恶因人殊。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胜负。


出处：人民网
标签：文化评论，中国当代文学

国家应该扶植？当代纯文学的困境与出路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⑤

周  薇

2007年07月23日10:2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周薇近影 　　几分拼搏 几分收获（漫画） 　　朱根华作

　　对“经典”的理解渐趋多元化

　　一个常见的判断是，比之经典林立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至今也未能产生伟大的“经典”。何谓“经典”？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经典”一词是从古代的经、史、典、籍发展而来，是指极为杰出的，甚至可以说伟大的，确定不移的，不可更改的，常读常新的作品。而今我们的当代文学和文化是在机器印刷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电子媒介，乃至网络媒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信息爆炸化下人们的阅读已不再局限于几部“经典”，阅读的内容领域也有了极大的扩展，社会思想也渐趋丰富和多元，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渐趋多元化。本雅明认为，在传统社会里文学经典具有一种“灵韵”效果，而到了现代机械复制时代这种灵韵却消失了，有的只是苍白的复制品。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商业化的出版发行运作方式使得文学作品极大丰富，“你方唱罢我登场”，让读者目不暇接。这样的心境下读者哪有心思来一一品味，思考哪一个才是心中的经典？其次，意识形态并未一如既往对经典直接确立。上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红色经典”的产生是由于意识形态对经典确立了标准的阐释，对作家作品评论，对读者阅读习惯进行直接“矫正”和引导。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意识形态给当下的文学界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文学得以自由发展。再次，“大师”、“经典”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后现代将其彻底解构，它认为事实上并没有大师，可以说人人都是大师；也并没有经典，可以说篇篇都是经典。随着后现代理论在当代领域的发展，批评家们不急于也无意于确立一个个文学经典以供读者顶礼膜拜。作家自身的缺失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许多有进取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也敏锐意识到这一点，陈忠实提出当代文学缺乏“思想”；铁凝认为缺少“耐心和信心”；莫言认为缺乏“想象力”。最后，经典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也是被选择的，不少沧海遗珠也可能在时间的淘洗下重放光芒。

　　面对读者大量流失的尴尬局面

　　当代纯文学还要面对读者大量流失的尴尬局面。这也印证了对当代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判断。分析一下个中原因，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合理因素。首先，当前社会生存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并没有足够的闲情逸致来细细品读当代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只是作为生活的调剂品，作为一种消遣而已，这便促生了大量的通俗消费文学。２００７年新浪读书频道携手贝塔斯曼书友会评选出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１００位华语作家”中当代通俗文学作家就占了三成多，其中包括１０多名网络作家。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位居前２０名之中，且名次盖过了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白居易这些经过近百年乃至千余年历史淘砺的名家。纯文学的目标读者群除了一部分涌入通俗文学阵营，更多人提前进入“读图时代”。漫画书，电影电视剧，电子网络游戏因其更加轻松的参与方式成为新宠。以前人们钟爱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具有造梦性，可以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将自己带入其中成为故事的一个主人公，随着情节起伏或悲或喜。现在，电子网络游戏提供了更为直观的方式，玩家可以建立一个虚拟社区，亲自设计、管理，过上自己梦想中的生活。在这里，网络中虚拟的一切都是可以被亲眼看到的，无处不在的真实感给玩家带来极大满足。同时，纯文学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诗歌出现两极分化，要么干脆读不懂，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要识字就能懂。不久前，一家网站推出了技术含量很高的“诗歌写作软件”，并誉其为“手按键盘气自华”。据说，自推出之日始，这个诗歌软件生成的诗歌至少已有１５万首。这是技术对诗歌创作艺术的极大嘲弄和讽刺。同时，网络上“梨花教”的兴起也更加促使我们对什么是诗，究竟该怎样写诗进行深入思考。中国当代小说在１９９３年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以“陕军东征”为代表，由此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市场化运作。单就长篇小说而言，据统计，每年差不多就有１０００部左右问世，但大约只有５０部左右能够被人记住。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散文，理性大于感性，没有做到知性感性的相济并重，情感质量内涵和文体的表现力亟须提升。正由于当代“纯文学”的种种不足，读者的失望情绪也日渐弥漫。

　　当代文学如何面对挑战

　　当代纯文学在新世纪必然会继续面临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挑战，那么该如何面对挑战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摆正心态。文学本来就是处于边缘的，以前被赋予的“启蒙”和“救亡”的责任给了文学太大的压力。现在让文学回归自身其实就是给文学减负，让文学得到解脱。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悲观，“文学死了”、“垃圾论”实属无稽之谈。其次，国家应该对纯文学进行扶植，尤其是文学期刊。据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介绍，我国共有各类期刊９０００多家，其中文学期刊９００多家，约占期刊总数的１０％，但这９００多家文学期刊大部分正面临生存困境。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保障主流文学的和谐发展。同时，作家的艰难的艺术探索与自觉的文化意识，批评家公正的、富有勇气的批评仍然是需要坚守的方向。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出处：人民网
标签：文化评论。中国当代文学

文学即人学　本身是可以交流的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⑥

2007年07月26日08:0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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