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

一、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定位

这21年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很是红火，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几十本，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先后与各有关单位主持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去年11月已有5次。30多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课程。我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我国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数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国学者现在出的传播学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出版的，但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著比较罕见。传播学研究有不少是在浅层次上重复，原创性研究不多。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几乎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总结的原理和方法被国外权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这些说明，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快，但发展缓慢。

对于这20多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人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我认为，我国的传播а芯吭谧芴迳鲜亲犯鲜窖芯浚荒茉诟霰鹆煊蛏匣蛐砜梢运凳歉铣偷难芯俊Ｗ犯鲜窖芯浚撬滴颐堑难芯咳源υ谝浇樯芎鸵窖芯拷锥巍?p>二、引进介绍应力求全面一些

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

传播学基本上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大部分，如果加上包含前二者在内的组织传播，也可说是三大部分(有人说，还有一种“自我传播”，但我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都是社会传播，所谓“自我传播”不应包括在内，它应属于心理学范畴)。可是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均属大众传播范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著一本都还没见到。

从学派来讲，我国介绍的大量是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它的某些观点更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但是我们对它的译介很少，几乎一本译著都还没有出过。只有王怡红、李彬等写了一些介绍文章。缺少这一大块，对于我们研究传播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传播大众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课题，都会缺乏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陈力丹在1995年曾撰文，主张“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派的方法、观点”，他认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多地从整体上考察传媒，更多地采用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意传播过程及其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同时，并不排斥用经验学派常用的一些具体方法。”［１］但陈力丹所倡导的迄今并无进展，我国传播学界接触批判学派仍然很少。幸得李瞻教授出面张罗，为大陆十几个院校赠送了一些新闻传播学的书籍，可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至于从国外浩如烟海的传播学论文中挑选精品翻译发表，同样极为罕见。

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可能多数外文都不很过关，看原著有困难，而且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购买外文原著也是难事，何况从为数众多的外国著作中去精选，对于每个研究者个人来说，都是难度不小的事。所以组织挑选和翻译若干外文传播学原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中观研究及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

我国传播学研究，是从引进开始的，首先是从翻译介绍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等宏观著作开始的。我国已经出版的很多传播学著作也都是概论性宏观著作(大多是以上两本书的某一种构架作些变化，或以上两本书的构架综合起来作些变化，来确定自己的篇章结构)。一些学人是在领会这些传播学著作原理和粗通一些传播研究方法以后，才去着手进行带有原创性的研究的。所以，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

鉴于我国进行出版的宏观性著作已经不少，而微观的原创性研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难以有大的发展，我在这里提出加强中观研究。所谓中观研究，就是要求以专著形式，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关于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基本理论等)的源流发展、基本内容(包括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认为，作为追赶式研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本人以为，在未来几年，如果能够出版以下中观研究的著作，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和传播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都会起很大作用。

传播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理解传播、说服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传播心理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传播、文化传播等。

传播的一些基本原理：批判理论、沉默螺旋理论、两级传播理论、媒介理论等。

(3)传播的一些基本方法：议程设置、传播控制等。

(4)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经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传播学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

中观研究贵在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要尽可能紧密联系中国的传播实际，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研究，而是国外传播学知识的专题介绍了。那种介绍，即使有些个人见解，也只能是微量的研究成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然，结合中国实际，不是要求西方传播学都服从中国的习惯提法，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或相同或相近之处，充分展示能为人们提供启示的地方。其次，尽可能运用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生吞活剥，让著述充满外国人的现成话或欧化的句子，使人读了若明若暗，不得要领。

四、原创性研究与规范和方法

我国传播研究者要想对传播学作出真正的贡献，还在于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所谓原创性研究，就是研究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虽然研究过但没有得出应有结论的课题)，得出前人没有得出过的结论。像喻国明关于测度新闻媒介传播内容及其结构的传通效果的指标体系的研究［２］，林之达关于作为传播致效的中介的心理能的研究［３］，我认为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原创性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我国传播学界要搞好原创性研究，有两点是必须加以重视的。首先，原创性研究强调规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必须以学术规范来检验。学术规范也是个很大的话题，大到学术道德和秩序，小到引证规则都在其内，此处无法详述。我觉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项研究开始，没有文献检讨或文献回顾，没有尽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关文献加以分析，研讨其得失，从而说明自己所作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让人明确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进行一次重复研究，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结论。

其次，原创性研究讲究研究方法。不少论文，都像随感录，或者夹叙夹议的散文。有的运用思辩方法的论文，对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对象不使用定义法加以明确，看得出其概念的含义在游蛇般地走动。有的例证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十几年来，实证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无到有，逐步有所发展。但有些研究，没有严格按照方法的要求操作，论文中没有充分证明样本的科学性，历次获得的资料也缺乏可比性，因此读者对结论的可靠性信心不足。诸如此类的成果都称不上严肃的科研成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成果就很难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提出自认为有理由的观点，如果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那仅仅是提出了假说。一篇论文中对于诸多问题都是蜻蜒点水，未经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都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４］一句话，原创性研究必须是有板有眼的、扎扎实实的。

五、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及如何对传播学作贡献

澳洲传播学者奥斯本(Dr. Graeme Osborne)说：“对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现代系统的传播理论虽然不产生于中国，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丰富的传播资源，从历史到制度，从思想到技巧，有取之不竭的资料可供研究。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不计大量论文，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朱传誉著《宋代新闻史》(1967)、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著《中国传播理论》(1997)、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等书。

如何使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对世界传播学做出贡献，有三个环节必须抓住：

首先，必须在传播原理、传播规律方面有所发现、有所总结。这方面的东西一旦有了就能成为全人类的。要把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升华再升华，不要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描述上，要把它们提炼成原理，有的争取再提炼成术语。我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政治传播》中试图总结决策圈与信息圈的关系对政治的影响(二者重合，政治就清明；二者分离，就会出现阴谋政治，政治就腐败)；在《科学传播》中试图说明逆向传播的道理(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不能存在，只能作“借经立言”式的传播，科学就不可能发展)［５］，就是这种努力。黄星民教授正在研究的“风草论”，我认为也比西方的“魔弹论”贴切得多(“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像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

其次，要用正确的方法、规范的论证和表述方式，来论证和推演你根据大量史料得出来的论点。

其三，要用英文改写或翻译既有原理发现，又符合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的学术成果，并在外国传播学刊物上发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１］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27页。

［２］林之达：《论传播致效的中介——心理能》，打印稿。

［３］喻国明：《从传—受互动方格看亚运会报道》，《体坛纵横》1986年第1期。

［４］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14页。

［５］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

［６］参见任湘怡、陈思劼：《科索沃的螺旋》，《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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